一开始，只有一个声音。
一个人在天台上不断喊：‘啊。’
没有解释，没有口号，也没有诉求。
《天台上的嚎叫者》于2021年1月2日在P4 剧场以一次性演出的方式呈现。
在这部作品里，这个尚未被任何人占有的声音，却 成了全场最拥挤的东西。
刘杜追查声音的来源，因为它让他无法入睡、无法 工作，也无法独自面对自己的野心。
当他终于登上天台时，他没有遇见一个答案。
他遇见的是一个声音拒绝成为句子的人。
这个声音本来可以继续保持开放。
但每个人都急着将它封闭起来。
工人说，嚎叫者在为工人嚎叫。
画家认领了艺术，音乐人认领了音乐，作家认领了 文学，律师认领了法律。
邻居把它叫作噪音，警察把它叫作扰民，记者把它 叫作头条新闻。
声音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听者。
每个人都把它当成了自己的镜子。
这正是这部作品中心的陷阱。
一个没有语言的声音，看起来似乎可以被任何人解 释，于是每个人都以为它属于自己。
他们没有询问嚎叫者需要什么。
他们只是赋予嚎叫一种能够证明自身立场的意义。
倾听就这样变成了借别人的声音替自己说话。
随后，这座城市开始采用它最熟悉的处理方式。
它给声音分类、传播它、崇拜它，然后试图让它安 静下来。
城市做不到的，是陪伴一个声音，却不急着把它改 造成某种有用的东西。
就连同情，也可能变成另一种占有。
这部作品的生产过程没有让问题变得简单，反而让 它更加困难。
P4U通过一段短时间的排练，让一群陌生人共同 工作；3P小组则记录了作品周围的采访和反馈。
留存下来的叙述彼此并不一致。
有人热爱这里的自由，也喜欢自己遇见的人。
另一些人谈到混乱、不安全感、压力，或者想要离 开的念头。
一位参与者说，这个项目更像一次行动，而不是一 部戏。
另一位参与者则追问：当排练不断要求即兴时，经 验不同的人是否真的拥有同样的发言机会？
这些分歧不是应该从成片中删除的瑕疵。
它们就是第二声嚎叫。
舞台追问的是：一个没有语言的声音会遭遇什么？
档案追问的是：当一个声音已经有了语言，也已经 被记录，却仍未必能够改变下一次决定时，又会发 生什么？
麦克风可以保存异议，却不能仅凭记录本身回应异 议。
到了作品结尾，嚎叫已经不再牢固地属于某一个身 体。
它开始由整个演出群体共同发出。
暴力没有终结它的意义。
声音仍然存在，因为问题仍然存在。
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嚎叫者代表了什么？
在把一个声音变成所有人的象征以前，一个共同体 能否先允许它仍然属于那个发出声音的人？
一个声音所需要的，不只是可见性。
它需要一个能够克制自己、不急着替它说话的听者 。
如果倾听是真实的，那么倾听之后必须允许某些东 西发生变化：一次排练、一条规则、一段关系，或 者一个人离开的权利。
否则，这个声音并没有被听见。
它只是被使用了。